在本周末（10月27日）即将开票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1500日元”成为关键词。截至目前，已有日本自民党、公明党、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令和新选组等多个党派打出“实现最低时薪1500日元（约70元）”的旗号，并为这个目标赋予了在外界看来似乎“不切实际”的推进计划。
日本民众感慨，为了争取席位，各大党派这次真是拼了。批评意见指出：盲目追求这个目标，只会让日本大量中小企业破产，进而让整个日本经济陷入混乱。
▮10月4日，日本首相石破茂首次就薪资问题正式会见日本三大经济团体代表。图：首相官邸
“1500日元”议题最初的爆点，是由日本的三大经济团体带来的。这一目标浮出水面后，团体代表纷纷对媒体公开了他们的看法。10月18日，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新浪刚史在记者会上展现了强硬的态度。新浪表示，日本应当在3年内将全国最低平均工资提升至1500日元，并直言“做不到的企业没资格活”，引发舆论哗然。
对此，拥有众多中小零细企业会员的日本商工会议所提出质疑。会头小林健回应称：提高时薪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但还应该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23日今天，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称“1500日元”目标并不现实。他更警告日本各党派，为选举随便“画饼”，讨好民粹，最终残局将难以收拾。
如今，日本全国的平均最低时薪为1055日元（约50元），其中最高的地域是东京都1163日元，最低的地域为秋田县951日元。3年内升至1500日元，意味着每年保持12.4%的增速。
12.4%是什么概念？近两年，受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日本最低时薪的年增速连年大幅攀升，终于达到了4%~5%这一数值。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超过过3%。
▮2023年8月1日，日本关西市民要求最低时薪上调至1500日元，并要求给中小企业更多支援。图：《东方新报》
事实上，“1500日元”目标本身并不新鲜。至少从疫情前的2018年起，东京街头就时不时涌现以“我们需要￥1500/hr”等为标语的市民活动。在上任首相岸田文雄执政时期，它已成为国会内部的“显学”。
争议的焦点，在于给这个目标多少时间，是否符合“经济学规律”。2023年8月，时任首相岸田文雄首次代表日本政府提出最低时薪1500日元计划，并称力图在2030年代中期实现这一目标。在当时，这并没有引发太多质疑。不过，本次众议院选举之际，时任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将这一时间压缩到了2030年之前。掐指一算，日本最多还有5年时间，意味着需要每年达到7.3%增幅。在大多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各党派都大致论述过“1500日元”目标的可行性。自民党指出，如今日本平均薪资、尤其是零工经济的时薪低下，主要是由不合理的外包制度带来的。如果能对此加以整顿和矫正，完全可以实现比如今更快的增长率。日本共产党主张“劫富济贫”，希望通过对日本大企业的留存收益实施有期限的征税，以支援中小企业，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
▮大阪市都岛区内，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就“1500日元”目标做出说明。图：JCP OSAKA
然而，对日本中小微企业经营者而言，这些理论无法解决他们实际面临的问题。他们最关注的是：当下、眼前，我从哪里拿出更多钱发给员工。
埼玉县一家拥有50名员工的钢铁制造业者对《读卖新闻》表示：与2020年相比，铜价涨到2倍，锡价涨到4倍，与发包方的价格交流已经非常困难。对于员工，他甚至无法保证明年还能有去年和今年的涨薪幅度；更不用说再加大力度。
东京本土生鲜超市AKIDAI的经营者在过去采访中多次吐露过“狼性”发言。过去两年中，这类小型零售行业确实是在日本的通胀+消费降级中受冲击最大的一批。面对“1500日元”目标，他毫不留情地对TBS电视台表示：这个工资不会多大程度改善我员工的生活，但可以把我弄死。
根据一些街访，日本包括学生在内的兼职者自然欢迎“1500日元”目标，但多少感到有些不现实。网络平台上，许多网友持虚无主义态度，认为“1500日元”目标完全是为选举服务：开票过后，无事发生，所以看看就行。
每月，日本的帝国数据银行都会发表本国中小企业的倒闭相关信息。如今这些企业倒闭的两个最大原因，一是经营不善、入不敷出；二是给钱太少、招不到人。两个原因看似互相冲突，把问题带入了死局。
然而，“1500日元”与否只是一个数字，有象征意义，但也仅此而已。不难发现，当打工者焦虑工资太低时，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这些收入不够目前的生活，而是在焦虑更长远的问题，如应该预留多少钱给育儿、养老以及自己的老年。在这个意义上，政策最终的方向仍然应该是尽量填平这个无底洞，从社会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入手，让每一名正在辛勤付出的人对当下的工作环境和未来的生活感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