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城市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验，要在城市的世界中以不一样的方式生活，更美好，也更公平。”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对城市生活的体验，可能因为性别不同而有着天壤之别？城市设施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举个最日常的例子：在公共场所，我们常常看到女厕大排长龙，男厕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当我们成为母亲之后，就更容易注意到，推着婴儿车出行的妈妈越来越少——很难找到母婴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时候婴儿车因为占用了空间而被乱推、乱挤；梯道和高架桥让人望而却步，在人行道上也可能会遇上障碍。安全感则是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最为关注的问题。联合国曾发布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有90%的女性在城市公共空间会产生不安全感。有多少女性从小就被教导，不要独自在夜晚幽暗的巷道行走？与朋友聚会散场，“到家了给我发短信”成了女性友谊的惯用暗号。女性总被教导，夜晚不要独自在巷道行走。（图/Unsplash）女性独居的不安全感，渗透在生活细节当中。在打车、接受上门服务等场景中，女性与男司机、男维修工共处，会感觉不安，有种压迫感。女性专用车厢、专用停车位也在提醒女性，那种紧绷感和危机感，似乎只能通过物理空间的区隔来达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城市规划过程中是否存在女性思维的缺乏，导致城市空间无法满足女性的需求？我们的性别身份，为什么会带来迥异的行走经验？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提到，城市就是记忆、欲望、一种言语符号的整体。一方面，相较于安定、乏味，被传统秩序覆盖的农村或郊区，城市的不可预测和无序，指向包容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中内置的不平等，让建筑规划师、学者们意识到，应该引入性别平等视角，建设一个所有人共享的文明社会。加拿大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莱斯莉·克恩在《女性主义城市》一书中，抛开理论、政策或城市设计的视角，回归女性如何在城市中行走的自身具象经验，从历史渊源出发梳理城市空间中隐藏的性别偏见，探究女性在城市行走当中的不适和恐惧如何形成，以及，设想一座真正的“女性主义城市”。在她看来，一座女性主义城市，代表着一种“可能性之城”的愿景——“女性主义城市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验，要在城市的世界中以不一样的方式生活，更美好，也更公平。”关于城市的起源，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了一则关于城市与欲望的寓言——不同民族的男人做了同一个梦，梦见在一座夜色中的陌生城市，一个长发女子赤裸地奔跑着。男人们都在梦中追赶她，然而最终失去了她的踪影。醒来后，所有人都去寻找梦中之城，由于寻而不得，决定建造佐贝伊德——一座月光下的白色城市。在这里，街道像线团一样互相缠绕，为的是让梦中女子再也没法逃脱。卡尔维诺将男性对女性的欲望投射于城市之中。他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讲述的55座城市，就以不同女子的姓名来命名。这似乎点破了城市隐藏的性别前置——“男性的城市”。如果穿越历史隧道回到过去，我们会发现，尽管女性同样向往城市生活，但在大街上，很难找到行走的女性漫游者。女性城市漫游者在历史上很难见到。（图/Unsplash）莱斯莉·克恩在《女性主义城市》中引用了出自法国作家劳伦·埃尔金的“漫游女子”概念——2021年，劳伦·埃尔金在著作《漫游女子》中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漫游者的故事。“漫游者”（flâneur）一词最早被提及是在1585年，有论者指出，它可能借用自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flana”（漫游的人）。起初，“漫游者”并没有特指男性，等到它在19世纪流行起来之时，已经被性别化了。劳伦·埃尔金认为，女性在大街上既受到高度的注目，同时又是隐而不见的。在城市中行走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一次次出走与冒险——她们试图跨越“界限”，闯入本不该属于她们的“另一种生活”。当我们认为漫游女子已经能在城市自由行走的时候，她们依然在努力争取成为可见的存在。城市生活的构建，背后隐藏着社会规范和阶层属性所塑造的秩序。尤其在公共领域，为女性开辟空间，往往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变革。女性在公众空间出现，意味着她们打破了狭隘的性别规范——劳伦·埃尔金认为，像波德莱尔、本雅明、齐美尔这样的男性不愿意想象漫游女子，她们的行为举止不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女性走出家庭，才有可能参与社会、开拓政治视野。
建筑师视而不见的女性谁在书写城市？莱斯莉·克恩指出，许多建筑和空间是由男性设计，而且是为男性设计的，即便如此，男性主体也只限于少数：“通常是白人、中产阶级父亲、养家糊口的人、工人、身体健全的人、异性恋者等等。”在《女性主义城市》中，她以最自然的身体经验、最直观的地理感受，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在多伦多的童年，前往纽约的家庭旅行，在伦敦成为新妈妈，以及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萨克维尔的学术生涯。她发现，成为母亲，就像跨过一道分水岭，从此有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体验——“女性仍经由身体的、社会的、经济的和象征意义上的一系列壁垒来体验城市，这些壁垒以深刻的（虽然不只是）性别化的方式塑造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城市中隐藏的性别偏见，或许比我们想的更复杂。多伦多城市总设计师洛娜·戴发现，该市的风效应指南，假定了一个“标准的人”，而这个人的身高、体重和表面积，与一个成年男性相当。2015年，伦敦的一项交通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对人行道的满意度远远低于男性。因为，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前行，往往要花上比原计划多两三倍的时间。莱斯莉·克恩发现，怀孕和养育孩子唤醒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城市意识。一旦“落入”母亲、照顾者、妻子的传统角色，城市对女性需求的支持，就会大大减少。作为母亲的具身性，让她在城市当中举步维艰，她必须想方设法将育儿跟有偿工作结合。但这本应是城市政策和基础设施关怀的一部分——“女性承担社会再生产、有偿工作、学校教育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角色，城市难道不应该是最能平衡她们双重或者多重生活需求的地方吗？”在城市规划中引入更多女性视角，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至今，维也纳致力于打造一个包容的性别中立目的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这座城市采用了被称为“性别主流化”的策略。其中最成功的项目，是解决了公园使用的不平等问题。两位维也纳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发现，很多女孩在9岁之后就不再出现在公园里，这可能是因为公园的大部分面积被足球场占据，其他设施则很少；而如果男孩和女孩争夺公园空间，男孩更有机会获胜。于是，她们呼吁，改进公园设计，相应举措有：将用于足球场的大片区域划分成不同场地，设置排球场和羽毛球场；确保公园的道路有足够的照明，不会离灌木丛太近；等等。此外，维也纳还创建了女性主义设计师所构想的住宅开发项目——“女性工作城市”（Women-Work-City）。社区在建筑群内设有幼儿园、医院和药房，附近还有通往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公共交通系统。维也纳的“女性工作城市”试验区。（图/Unsplash）国内首个提出“女性友好型城市”理念的是长沙。2021年，长沙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她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的目标。比如，在公共设施方面，增加女厕位；发展“她经济”，打造女性主题购物中心、购物街；等等。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认为：“过去的城市建设更多是围绕男性需求进行，在对女性的包容度、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尚有一定的改进空间。”举例来说，道路的夜间照明因考虑节能，会显得昏暗，忽视了女性安全体验；大面积的草坪，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人行道空间，减少了公园游憩面积，对带娃出行的母亲并不友好。近年来，国际上对女性友好城市的理解，早已不局限于“关怀女性视角”，而更偏向于城市人性化的愿景。所谓“女性友好”，并非只是物理空间的简单区隔。目前的“女性专用”区域，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关怀女性”层面，反而强化了性别标签。这里面有个悖论：出于保护女性而设的专用车厢，可能反而带来了女性被冒犯和其他新问题。“为什么女性恐惧在社会和文化上如此地根深蒂固？”莱斯莉·克恩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社会规范和性别歧视对女性行动的限制，已经让女性的恐惧成了一种社会化现象。女性从小就被告诫，夜间出行要小心警惕，避开某些危险区域。我们有了自己的恐惧地图，真正能做到独自在城市各个角落漫游的，通常不是女性——“这种社会化是如此的强大和深刻，以至于‘女性的恐惧’本身就被认为是女孩和女人的一种先天的特征。”莱斯莉·克恩写道。BBC曾推出女性独白短剧《她说：女性人生瞬间》，其中有一集谈到40年前在英国备受争议的、针对女性的宵禁。面对女性安全问题时，公众舆论通常会从保护女性的角度，告诫女性减少夜间出行，如果有问题发生，女性甚至会被看成“不完美的受害者”。剧中，独白者伊娃质疑道：“9点过后，我不该在街上遇到任何没有女人陪护、担保的男人。如果你不想被看作杀人犯，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在城市规划上为女性划分专用区域，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城市空间，为女性打造专属和共有公寓，意味着安全成了某种可以出售的附加商品。这些举措，都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城市愿景。在理想的女性主义城市里，居民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相融的。当一座城市的居民考虑以新的方式来组织有偿工作、保育工作和社会再生产，承认女性的自主权，也注重建立自己与朋友、社区的联系，这座城市或许就开始有了“女性友好城市”的样貌。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座城市：女性借助友谊关系，摆脱家庭囹圄，与社会建立连接；在城市空间里，她们不再害怕独自一人，也不必鼓足勇气才能走出大门。一座城市能给女性带来什么？让女性免于恐惧，尽情享受夜晚漫游城市的自由——能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了。《新周刊》：你的身份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何谓“女性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莱斯莉·克恩：女性主义地理学探究如何通过建成环境——包括我们的城市、住宅、社区等——表达性别和性别角色观念。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关注的是，在空间的组织和使用方式中，权力和不平等现象如何体现，在这当中谁被纳入或者被排除。《新周刊》：你的书写方式，偏向于直觉的、私人的。你是出于自身经验的触动而写这本书的吗？莱斯莉·克恩：我写这本书，立足于长期的女性主义传统，以个人的、经验的、身体性等角度进入。女性主义者发现，在理论、政策和发展计划中，女性的存在及影响力没有得到体现。因此，她们从自身的存在出发，去探索新理论、新政策和新计划。我的工作延续了这一传统。我相信，作者分享个人经历，是一种与读者建立联系，并让他们借此反思自己的方式——有些经验是我们共有的，有些经验则完全不同。就我而言，身体和城市环境的交集，促使我转向女性主义地理学和城市女性生活研究。《新周刊》：你在多伦多长大，在伦敦成为妈妈，在萨克维尔展开学术生涯。这三座城市，是否存在边缘化女性的一面？莱斯莉·克恩：像多伦多、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在住宅、规划、政策和公共建筑方面存在排斥女性的历史问题。在这些城市的物理空间里，女性视角没有或者很少得到体现。公共设施如公共交通系统的设计，侧重关注男性的出行需求和模式，而忽视了女性的出行模式、安全性，以及她们与儿童一起出行的需求。长期以来，女性的安全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在很多城市公共空间，女性仍然感到恐惧、不适。虽然萨克维尔是一个非常小的乡村社区，但也存在类似问题，与女性长期未能参与社区建设有关。《新周刊》：如今，不少国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冲击，韩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禁孩区”（No Kid Zones），网上也有不少关于公共设施是否应该设置女性专用区域的讨论。对此，你怎么看？维也纳的“性别主流化”策略对其他城市是否有借鉴之处？莱斯莉·克恩：母亲们会经常感受到城市给她们带来的敌意，带着孩子出门实在太难了。她们在一些公共场所不受欢迎，很难找到住房，也没有足够的支持进行照护工作。我认为，“禁孩区”是城市日益成为“年轻新贵的游乐场”的副产品。在士绅化街区，有孩子的家庭无力承担那里的生活支出，而且受到排斥。维也纳的阿斯彭区是一个著名的“性别主流化”案例。在那里，基于对女性的需求和关注点的研究，进行了相应的规划，以确保她们在住房、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得到良好支持。多伦多的高楼大厦很多，但城市规划存在缺失女性视角的历史问题。（图/pexels）《新周刊》：书中提及的“友谊之城”，让我看到了将友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样本。这也是当下不少女性憧憬的未来养老模式。女性友谊是不是一种被很多人低估的精神力量？莱斯莉·克恩：好想法！现在很多人都在尝试这样一种生活模式——和朋友一起生活，和他们一起养孩子、合资买下房子。这可能不太容易，因为许多地方的法规并不支持这种非婚恋的同居关系，但人们仍然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趋势，它表明，我们需要新的住房类型、新的法规，同时容纳多元化的家庭形式。城市是这些新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地，因为城市对差异有更多的包容度。《新周刊》：女性安全的商业社区，还有越来越多见的女性专用停车位、女性专用车厢等，你怎么看？对于维护女性人身安全的城市设施规划，有建议吗？莱斯莉·克恩：女性专属场所作为一种临时方案，可以缓解女性的恐惧，保障她们的安全。然而，这一做法的局限在于，社会并没有要求男性改变他们的行为，或者消灭暴力的根源。我在书里提到的政策和规划建议，旨在增强女性的安全感、独立性：她们及其家庭负担得起的住房，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收入，儿童保育，免费教育，免费医保，法律公正，负担得起的公共交通，良好的护理基础设施，等等。
《新周刊》：书中提及的女性主义城市愿景，你认为哪座城市有可能实现？莱斯莉·克恩：我认为没有哪座城市能真正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很多城市正在努力。巴塞罗那有一个性别规划愿景，他们的“超级街区”计划旨在让城市变得更人性化，使其更安全、更环保。《新周刊》：真正的“女性主义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否难以成为现实？莱斯莉·克恩：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女性主义城市”名副其实。有些城市实施了“性别主流化”策略，在性别平等方面划拨预算，关注性别意识；有些城市正在通过女性主政者的介入，正视女性的需求。要实现这一切，并不困难。女性主义政策的实施，改善的将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很多弱势群体也将受益。毕竟，我们都想要安全、宜居、交通便利，有着安全的公园、足够的儿童空间等因素的城市。巴塞罗那的“超级街区”计划。（图/Unsplash）莱斯莉·克恩：许多读者告诉我，这本书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经历，或者帮助他们以新的方式理解城市。他们注意到了以往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比如，在地铁站，看到有人推着婴儿车，他们会想：“哦，这个人能乘坐这趟车吗？她怎么到达下一个目的地？最近的公共卫生间在哪里？”我希望居住在城市、关心城市的人读到这本书，包括规划师、建筑师、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我的目标是让读者行动起来，让自己的城市更加友好、公正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