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备受关注的“2023长春高空抛物致死案”有了新进展。2024年10月21日，被害人家属对媒体表示，最高法已对被告人周某死刑复核一案依法作出裁定，核准周某死刑并立即执行。
2023年6月22日，28岁女子小娄在吉林长春某小吃街买烧烤时，被周某从32楼高空投掷的砖头砸中额部，不幸离世。法院一审判决死刑，周某并未上诉，最高院也完成了死刑复核。本案也成为国内第一起“高空抛物判死”的案例，开了司法实践上的先河。而从本案出发，也可更好地梳理社会对高空抛物这一城市顽疾的演变与治理过程，思考治理“高空抛物”的治本之道。
高空抛物既可以造成严重后果，也可以并不构成实际危害。长期以来，除非后果严重与社会影响恶劣，高空抛物通常只能依照民事侵权来索赔，受害人囿于证据也很难追究抵死不认的责任人。同时正因为高空抛物的隐蔽性，“找不到责任人”还会带来如2019年“昆明潘女士被从高空坠下的瓷砖砸中头部造成偏瘫”中“整楼判赔”的“民事责任稀释”后果。为此，近年来的立法也针对这一点做了改进。
2019年11月最高法下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规定，对故意高空抛物、过失高空坠物都可以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定罪处罚。然而在现实中，高空抛物难以确定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又被稀释，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话又容易流于“劝说”式的较弱执法，这就造成了违法成本低、执法软弱的现状，反过来负向激励相关责任人疏于安全保障，甚至是鼓励主观恶意者实施犯罪。
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设立了“高空抛物罪”，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高空抛物罪”是一种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有高空抛物的行为且情节严重，即便没有造成损害后果也构成犯罪，只因其行为已经危害公共安全。
在本案中，周某供述自己“无法自食其力，悲观厌世”，但又“不敢去死”，遂以这种极端的高空抛物形式“报复社会”“找死”，造成恶劣后果与重大社会影响，周某也因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明正典刑。然而细审案情，本案的处理过程仍然可以见到“违法成本低”“执法软弱”的情况：周某并非以“高空抛物罪”的行为犯被第一时间控制起来，而是在已经造成伤害之后才被绳之以法。考虑到周某的作案动机，这一点就更值得关注。
从作案动机看，既然经法医鉴定，“周某涉案时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那么此人就是生活失意、心理失衡，也许还有投资失败与关系失和，以至于在案发后也坦白“活着没意思”“没有表现出歉意与悔意”。
而事发之后的2023年7月，被害人姐姐娄女士曾在社媒账号发文，“我们深信，如果万达广场及物业在接到民警告知（后）加强安全管理、在接到群众投诉高空抛物的时候及时采取相应防范或警示措施，这场悲剧本可以避免！”“但愿本案警醒世人！在其位、尽其责！”娄女士也透露这是一起“可以避免的人祸”：六天时间里周围群众曾多次向管理方反映，甚至数次报警，都未能阻止悲剧发生。
周某在六天内先后向地面投掷了两桶5升桶装水、3罐未开封可乐、8块砖头，砸中楼下小吃街3名食客及摊主，致1死1伤。周某自称“想死又不敢自己跳”，可见此人早就存了一颗求死之心，其行径是典型的“报复社会”“一命抵多命”。应当追问的是，既然周围群众已经报警，物业保安与警方为何不采取强制措施？当地居委会或街道办为何没有对其予以重点关注？
事实上，除了立法上的进展，近年来科技手段的进步，也有助于改变当前高空抛物“违法成本低”“执法软弱”的问题。在2023年的“郑州天降烟头烫伤女婴，DNA比对锁定嫌疑人”案件中，正是科技手段让法律长出牙齿，逼迫嫌疑人迅速投案自首；而在一些城市如上海也开发了高空坠物管控系统，以智能捕捉与轨迹还原锁定高空坠物的责任人，威慑奸宄之徒自重，倒逼粗心大意者自察。
总之，这起“高空抛物判死第一案”显示，唯有继续加大执法力度，落实刑罚的威慑力，以科技手段锁定嫌疑人，方能更好地治理“高空抛物”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城市顽疾。有效预防胜于事后追责，加强威慑方能防微杜渐，不能等造成严重后果乃至出现人员伤亡了才行动。既然现行立法已经确定了“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治理这一顽疾就应借鉴处理酒驾醉驾的方式，及时堵住危害公共安全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