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4日，著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旧金山的家中去世，享年 91 岁。
津巴多以“斯坦福监狱实验”和“路西法效应”著称。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2007年，津巴多教授首度撰书详述其事，并结合从该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三十多年来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彻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下，我们是否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不知不觉地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之事，从而堕落成魔鬼撒旦。
今天的微信选摘部分内容，纪念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
*文章节选自《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美] 菲利普·津巴多 著 三联书店2024-7）
（节选）
文 | 菲利普·津巴多
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约翰·弥尔顿，《失乐园》
（John Milton，Paradise Lost）注视这张漂亮的图片一段时间，然后闭上眼睛，试着从记忆中回想它。
M.C.塔舍尔（M.C.Escher）1960年完成的木刻版画“Circle Limit IV”你的心灵之眼是否看见纯白的天使们在黑暗的天堂上飞舞？或者你看见许多长角的黑魔鬼占据地狱亮白的天空？在艺术家埃舍尔（M. C. Escher）的创作中，两种视觉效果出现的机会是同等的。但是一旦察觉到善与恶并存时，你将再也无法只见其一不闻其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同意你再回头好整以暇地将“善与完美”的一面与“邪恶与败坏”的一面轻易画为黑白两道。在这本书的奇特旅程中，我希望你能一再思考一个问题：“我有可能成为恶魔吗？”埃舍尔的图呈现了三个心理事实：第一，这世界充斥善与恶，从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一定如此；第二，善与恶的分界可以互相渗透且模糊不清；第三，天使可以变成恶魔，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恶魔也可能变为天使。路西法变成撒旦的例子，或许可以让你更清楚记得这个善恶大逆转。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直到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堕落天使投身地狱。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撒旦自负地说：“在天堂为奴，不如在地狱为王。”在地狱里，路西法撒旦变成一个说谎者，靠着自夸、矛戟、号角与旗帜，成为该处的冒牌顶替者，其作为可媲美现今许多国家元首。在一次魔鬼领袖的会议中，撒旦得知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回到天堂，他的亲信别西卜（Beelzebub）于是提出最邪恶的计划，以毁坏上帝最爱的杰作——人类——来报复上帝。但纵使撒旦成功引诱亚当和夏娃忤逆上帝走向罪恶，上帝仍宣称终有一日他们将可获得救赎。然而，上帝却任凭撒旦游走禁制边缘。于是撒旦谋同女巫诱惑人类，女巫因此成为驱魔者的眼中钉。撒旦一族的恐怖手段，孕育出了前所未见的邪恶体系。路西法的罪孽，被中古世纪思想家认定为“贪爱”。对诗人但丁而言，从“贪爱”涌现之罪恶乃豺狼虎豹之恶，仿佛其精神内部有个深邃的黑洞，用再多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满足。沉溺于贪爱的人，不论外在自我价值为何，都为贪爱利用，或用以强化自我。在但丁描写的地狱中，因贪爱而犯罪的恶人要归在第九层地狱，以冰湖冻结。因为他们一生自私地只为自己，所以判处在冰冻的自身中乞求永恒。为了让人们只看见自己，撒旦与他的手下将人类的眼，从所有生物的和谐之爱中移开。豺狼之恶使人类偏离慈悲，只求自身利益。在第九层地狱中，罪人受制于贪得无厌之心，所以冻结在自我囚禁的监狱里，那里的囚犯与狱卒，全都活在自我中心的现实中。研究撒旦起源的历史学家伊莱恩·帕格尔斯（Elaine Pagels），以挑衅的论点提出反映真实人性的撒旦心理：撒旦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他异于常人的特质，他唤起贪婪、嫉妒、欲望和愤怒，这些都被视为最坏的冲动，甚至可将人类比喻为禽兽的暴虐……最糟的是，邪恶似乎与超自然能力密切相关——在战栗之中我们发现，邪恶正是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描述的上帝［全然他者（wholly other）］颠倒的魔鬼性格。
我们害怕魔鬼，却为之着迷。我们创造魔鬼阴谋的神话，对此信以为真，并且相信自己足以组织力量去反抗。我们排挤“他者”，视之为危险的异己，对非我族类的过度纵欲与道德悖逆感到毛骨悚然，这全是出于对“他者”的无知。研究“邪恶化身”的宗教学教授戴维·法兰克福（David Frankfurter）在妖魔化他者的社会架构下，做出以下说明：“社会性他者”（social other）好比食人族、魔鬼、巫师、吸血鬼，或是以上综合体，象征一概为对立的邪恶形象。这些社会边缘人的故事，就像一出充斥野蛮行为、淫荡习俗与怪物的剧本。但我们在思忖“差异性”之际惧喜交加的心情——因殖民、传教、军队入侵时残暴行为而产生的伤感情绪——确实会影响我们形成个人层面的幻想。我写《路西法效应》是为了试图了解，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转变，去为非作歹的过程。首先，我们得面对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为恶？”我们暂且摒除宗教的善恶二分法，以及先天不良或后天失调的原则。我们将以生活中的真实人们为例子，看他们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工作，并且在人性混杂的大熔炉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性格如何在强大情境压力下产生转变？让我们为邪恶下一个定义。我的定义十分简单，基于心理学一个原则：邪恶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驱使人类行为的动力为何？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思考和行动？是什么让我们一部分的人道德感深重、正直不阿，而相对地又是什么让人容易抛弃礼规、犯下罪错？我们在回答这些人性问题时，是否都先假设是“内在因素”决定了我们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沦？而都忽略了“外在因素”对于人类思考、感觉及行动的影响？在什么状况下我们会成为情境或群体行为下的产物？有什么事是你自信绝不会在任何胁迫下做出的呢？因为自我中心的偏见，大多数人都有认为自己是最特别的幻觉。这个自利归因的保护罩，让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在许多自陈测验中处于平均值之上。我们往往习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以管窥天，却常常忽略了脚下踩踏着滑溜的斜坡。这种情况在强调个人取向的社会中十分常见，例如欧美社会，但较少见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强调群体取向社会。在我们探索良善与邪恶的旅程中，请你先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你真的了解自己多少？你拥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你的自我认知，是来自一个过去曾经出现相同行为的类似情境，还是在一个过去习惯饱受挑战的新情境？根据这个脉络来思考，你究竟有多了解日常生活中与你互动的人们，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及情人？本书其中一项重点就在于强调，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往往来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经验，这其中牵涉了规则、法律、政策等各种外在压力。我们上学、度假、聚会，支付账单和税金，日日年年如此，但是当我们暴露在全新、陌生的环境下，过去经验或习惯无法应付时，会是如何呢？开始一个新工作、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参加新社团、被警察逮捕、从军当兵、参加某个教派，或自愿担任实验受试者……当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你的老方法可能将不如从前一般好用。现在，我希望你在看见不同形式的恶行时，不断询问自己：“我也会这么做吗？”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检视“卢旺达屠杀事件”、发生在南美洲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越南的“美莱大屠杀”，骇人的纳粹集中营、全世界军事和警方的严刑拷打、神父性侵教徒事件，以及搜查“安然”和“世界通讯”诈欺案中其公司主管可耻欺瞒行为的有关迹象。最后，我们会看看从这些恐怖事件中得到的线索，能如何解释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都与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线索环环相扣，特别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紧紧关系着这些残暴事件。
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因此，坏坯子最后必定依循他们的本性展露邪恶的一面，诸如希特勒、伊迪·阿明（Idi Amin）将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些我们视为恶魔的执行大屠杀的暴君们；然而，我们也无法否认生活之中有更多常见的“恶人”，如毒贩、强暴者、皮条客、老人诈骗集团，还有那些恃强凌弱摧毁儿童幸福的犯罪者。其次，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并且，好人们可能会这么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我们并不能改变什么——至少确定我不能。”另外一个观点则是将“邪恶”视为“渐进式”，也就是随着环境不同，我们都可能为恶；代表任何人可在任何时间，或多或少表现出某项的特质（如聪慧、自傲、诚实或恶毒），而这些特质无论是朝向善或恶的一面，都是可被改变的。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某项特质的获得是借由经验、专注学习或外界提供犯罪机会的介入而来，简言之，无论遗传、个性或家世背景为何，我们都可以选择学习向善或向恶。
“特质论”之于“渐进论”，正对比于“特质的”之于“情境的”因素会如何影响行为。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传统取向是以某些导致行为的固有特质为了解来源，例如基因、个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奉献的基因。为什么美国小石城城郊社区发生高中生枪械扫射，造成几十名学生和老师死伤？为什么一对英国学生会在购物中心绑架三岁孩童，最后还冷血杀害？为什么无数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会成为自杀攻击炸弹客？为什么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明明晓得极有可能被纳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选择保护犹太人？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吹哨人”冒着个人损失的风险挺身而出，揭露当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观点（支持者大多拥有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背景）会试图以病理学及英雄主义来解释。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对以上这些问题，将以“谁”的问题为出发点来了解这些事件：“谁”该负起责任？“谁”是罪魁祸首？“谁”应受谴责，而“谁”又应得赞扬？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境历程。“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童，医疗模式会给予许多药物上和行为上的处方来克服这项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由许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问题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经济水平这个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从情境取向这种观点来解释问题，并非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象变化，更提供了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极为不同的方式。这样的分析方式有着重要的含义，并且提供直觉敏锐的心理学家们走入大众的生活，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做事、那样做事，理解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社会中，很少不受特质论所影响的人，每每发现问题，首要就是观看动机、特征、基因和个人病史。大多数人在理解他人行为时，都倾向高估特质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提供一系列真实的证据来对抗特质论，并且扩展焦点显示人们如何沉浸于情境中，因情境释放的力量而改变性格。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的。独自工作与在团体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围中和在学校环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与陪伴陌生群众时不同、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窝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师之锤》（也称为“女巫的骨锤”）是首先记载广泛使用“特质论”来理解邪恶的书籍，它后来成为宗教审判的“圣经”，是宗教审判必读的著作。书中内容起于一个亟待解答的谜团：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恶魔何以仍旧存在？其中一种解答是，上帝允许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考验，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狱，能抵抗邪恶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上帝会限制恶魔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所以恶魔们以派遣巫师作为中介者为策略，执行恶魔对人类的召唤，导致人们沦丧良知。于是为了防止邪恶蔓延，处置散布各处的巫师，许多天主教国家以找出并消灭巫师为解决之道。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恶魔的卧底，“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让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确为“异端”（heresy），接着便歼灭这些“异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猎巫行动）。无法在这样的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简单且直接。就算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酷刑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数目，光是这种大幅简化复杂议题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对于宗教审判的无名火。形成“巫师”这样低鄙的类别框架，提供社会快速解决恶魔的方式，只要恶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确认，就是实施酷刑、下油锅、上火刑架。在由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师之名。这些“异端”通常会因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权。宗教审判的工具，目前仍现形于世界各处的监狱中，在军事或法律审问中心里更是标准执行程序（等我们拜访阿布格莱布监狱时，会有更多的描述）。
阿布格莱布监狱
整个社会体制如何像个大机器般地不断创造、转发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是怎么被更高阶的因素——也就是系统的力量——所创造且塑造。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地认为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线的边缘地带。而画定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人物。这些有权设定这些界线的权势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启示我们这个力量的黑洞。这些权势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他们听从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
（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这种创造“敌人”的力量，通常是不自己做肮脏事，就好像黑手党老大总是把失误丢给小弟承担。系统利用影响和沟通向下（很少向上）创造统治性的等级阶层。当权势精英想要摧毁敌国，宣传老手就会施行制造仇恨的计划。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隔离他们，使他们痛苦，甚至杀害他们，这需要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建构，经由宣传深植于人们心中，让他者转变成“敌人”。“敌意想象”是战士最有力的动机，它能让装满仇恨和恐惧的弹药的枪声响起，而这种惧怕敌人的心象，威胁着人们的内心安乐和社会国家的安全，鼓吹父母送孩子上战场，让政府改变优先法案，把犁刀变成刺刀。这些全可以通过话语和图像达成，海报、电视、杂志封面、电影、网络上的戏剧化视觉影像，伴随着强烈的恐惧和愤恨情绪，“敌意想象”于是刻进人类脑海深处。这个过程起始于创造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先排除对方的人性，认定他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是不可解的怪物。深刻的大众恐惧，加上敌人威胁逼近，原本讲道理的人，行为开始变得不理性，思考独立自主的人开始不经意地盲目遵从，爱好和平者变成骁勇善战的战士。社会哲学家萨姆·基恩（Sam Keen）出色地描述了敌意想象是如何由国家宣传机器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以供战争之需，并揭示了它们所激发出来的力量。为消灭敌人的欲望辩解，虽然有些事后诸葛亮，但还是能为官方记录解套，却未针对伤害作批判性的分析。族群屠杀是敌意想象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如何使用宣传机器，将犹太裔邻居、同事甚至朋友，变成“全民公敌”，并且宣告他们应得“最后的审判”，他们在小学课本中，以图片和文字强调所有犹太人都是可耻且不值得同情的。
接下来，我会举一些近代的例子，说明种族屠杀者如何使用强暴作为污蔑人性的武器，然后，我会展示当事人的复杂心路历程。这个去人性化的部分，都可以借助实验控制的方式及系统性分析来加以区分，并将关键的部分独立出来。▼
善恶的界限在哪里，人性的脆弱超乎你的想象!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这些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然后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中。一开始，受试者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整个情景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2007年，津巴多教授首度撰书详述其事，并结合从该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三十多年来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彻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下，我们是否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不知不觉地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之事，从而堕落成魔鬼撒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