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林垚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6月版，640页，98.00元
读林垚老师——过去读他的文章和在社媒上更熟悉的名字是林三土——的《空谈》（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6月），马上想到的是编辑与出版的不容易。作者在“序”中有言：总是怀疑以往的文字是否值得花费心思整理结集，“尤其是否值得为其出版而在文字上有所妥协”，因此一直推脱了多位编辑的好意。直到顶不住责编薛倩的坚持，又要“百般斟酌，竭尽所能将对文意的折损降到最低”。再看看薛编的“编辑手记”是怎么说的：“各种来回打磨的事也是难免的，中间也少不了几次惊心动魄的‘炸毛’经历。”没说在哪里“炸毛”了，但是有经验的读者在读的时候可能就会不断想到此地曾经“炸毛”。当然，所有的承诺和努力没有白费，今年6月该书刚出的第一版，到9月就二刷，印数达到八千册——尽管还是太少了，但应该看到这是思想市场的“刚需”。
林垚在“序”中提到在《灯塔主义》之后还发表了两篇关于“景观化的后殖民性”动力学的两篇论文，“分析另一些人与事如何令反殖反帝诉求变质变味，则构成前文自然而必要的对位”，指的是《从一夫多妻制的幽灵到后殖民性的奇观》（2022年）和《中介依赖、威权主义认知化和壮观的后殖民性：对中国学术界的反思》（2024年）这两篇文章，可惜没来得及收入本书。
为什么书名叫“空谈”？在我看来不是自谦，而是一种“判断”和“宣示”。作者自己的解释是：之所以取“空谈”这个名字，是因为书里讲的这些道理，在现实面前似乎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读的人多了，聊的人多了，也许“空谈”也就可以变得不“空”了（转见薛倩的“编辑碎碎念”）。这当然是非常好和非常重要的意涵。同时，在三土兄写在书前面的《土师对韵》或许还可以发现隐约相关的意涵：“学舌易，知音难；鬼话对空谈。……喧对寂，述对删。”有不少论者还就书的内容说这绝不是“空谈”，其实在书之外他也绝非是一个“空谈”之人。还是再回到《土师对韵》，从“心酸”“冲冠”到“硬盘”“涌湍”，这些都不是空谈。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说青年三土还是住宅小区里一个妥妥的行动者、践行者，真好！想知道林三土是什么人，读一下他写于2017年11月的《土师对韵》就知道了。其中讲到“……京华孤月冷，河朔北风寒”，那时我正在京华，记忆中此事扎心。“锦衣对白领，软骨对硬盘。”在“软骨”遍地的时候，就做一只“硬盘”好了。在该书的“序”中三土兄还提到那些“与我相互宽慰、令我牵肠挂肚的失败者”，也令我很有感慨。几年前三土曾自撰一副对联：“浊世不孤应不默，书生无用肯无为。”横批“如斯而已”。“联中所述，是我深知自己远未全力以赴的，因为有着太多瞻前顾后，犯懒偷安。但也正是如此，不敢不时时自警。”（序）“不默”，不就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不默而生”吗？不默者不孤，虽然无用，岂敢无为。真是应该互道珍重与共勉。
该书“上卷《究穷象塔屠龙术》主要是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方面的探讨，中卷《搅梦频劳西海月》聚焦于美国政治，下卷《蛇毛兔角多鸡犬》漫谈与科学哲学或宗教哲学相关的话题”（序）。这是书中所收文章的三大版块，在媒体上关于该书的推荐语有言“将智性思辩作用于日常生活，让公共说理重返明亮空间”，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感觉似乎是有意识的“隔”和“折扣”。腰封上有刘擎的推荐语说得更好：“林垚的写作罕见地兼具了敏锐的道德感知、深邃的哲思、严谨的论证与雄辩的文风，在公共论说的实践中彰显卓越的学术品质。十多年以来，我一直是林垚诚恳的读者，并受益良多。”突出了“敏锐的道德感知”，这是切中了三土的底色与根本关怀。至于说“罕见”，我想除了指“兼具了……”之外，是否还隐含有对当今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某种指向？或许指的就是“究穷象塔屠龙术”（《生日自嘲》，第1页）。也是作为一个“诚恳的读者”，我马上想到书中各篇文章充满了诚恳的态度，一点也不装、不矫情、不回避问题。包括在文章中时有对许纪霖、刘擎、白彤东等学者的某些论述的质疑、反驳，也都是极为诚恳的对话与说理。
该书收入三十多篇文章，在此也只能谈谈对其中两三篇文章的一点读后感。
首先想谈的是《拆除邦联雕像问答二则》（2017年8月22日在线问答）。这可不是“避重就轻”——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分量一点也不轻，而是因为针对了我一直关注的历史图像学中的纪念性雕像问题。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在他的《图像证史》（2001年）中认为：“总的说来，有关视觉宣传的历史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法国革命或20世纪，集中研究了苏维埃的俄国、纳粹的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引起争端的图像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9-80页）实际上他这一说法的背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指Toby Clark、ZbynekZema、R. Taylor和David Welch等学者的论著。从那时到今天，历史与视觉图像的研究视野早已去中心化，准确来说已经超出了“有关视觉宣传的历史研究”，而是一种有关历史真相与叙事的视觉政治与时代记忆的研究。该文所谈的在美国因拆除邦联雕像而产生的舆论风波，在我看来正好提供了一个极具政治现实感的案例。
作者在问答的一开头就提出了明确的观点：“拆除李将军及其他南方邦联领袖的雕像，乍从短期上看似乎不利于稳定，毕竟激起了左右翼的直接碰撞，但从长期而言，其实是维持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势在必行之举。”（372页）也就是说赞成拆除邦联雕像，然后进行了步步深入的分析、论证。简略来说，美国内战虽然终结了奴隶制，“但对种族主义罪恶清算得不彻底，使得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战后卷土重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将种族隔离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种族主义的阴魂仍在美国政治中萦绕不散……”（372页）对于历史的罪恶清算不彻底，甚至还谈不上“清算”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现实政治中的阴魂不散就是必然的。
那么，那些邦联雕像在这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联系：“在种族隔离大行其道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客与民众之所以会（对）其罪恶安之若素、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竭力争夺历史解释权，积极篡改内战叙事，淡化南方邦联的奴隶制原罪，将包括李将军在内的邦联人物洗白成维护‘州权’与‘南方文化’的彬彬绅士、为‘命定失败的伟业（Lost Cause）’而战的悲剧英雄……从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小说《飘》（以及由其改编的《乱世佳人》）等影响力巨大的文艺作品，到如今遍布美国的邦联雕像和邦联纪念碑，无不是这一‘文化战’、‘历史战’的产物。”（373页）这种被建构的历史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的危险之处在于“种族主义是美国政治中一块溃烂多时、动辄引发机体失调的脓疮，只有及时治疗才有望痊愈；然而讳疾忌医者却试图在被篡改与重构的内战历史记忆帮助下，掩盖脓疮存在的事实”（同上）。问题说到这里就很明白了。更难得的是作者以文字叙述加图表的方式来论述“美国几次兴建邦联纪念地标的风潮，都在种族政治斗争激烈之时”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研究公共雕塑与政治历史语境的内在关系很有启发性。
接着就是关键性的问题：“目前全美一千多座邦联纪念碑与纪念雕像分布在31个州，包括蒙大拿、爱达荷等许多根本和南方邦联沾不上边的中西部州。这也说明邦联纪念物的用意绝非什么‘缅怀地方文化遗产’，而是白人群体内部的种族主义暗号 。任由这些邦联纪念物矗立于公共空间，其实就等于纵容和炫耀美国社会对自身种族主义历史的毫无愧疚与不知反省。试着想象一下，倘若如今德国大肆兴建隆美尔、古德里安等‘纳粹名将’雕像，民众将作如何观感？”（376页）话已经说到“任由……其实就等于纵容和炫耀美国社会对自身种族主义历史的毫无愧疚与不知反省”的份上，那么“拆除邦联雕像、纠正虚假的历史叙事、清算种族主义的文化残余，短期内当然会引起不小的抵触，却也是美国拆除种族矛盾定时炸弹的必要步骤、通往长治久安的必由之道”（同上）。
至于第二个问题“为何现在美国民间掀起了一波拆除华盛顿雕像的呼声？要拆除李将军的雕像，就得一并拆除华盛顿的雕像吗？”，作者首先就指出这根本不是事实，而只是来自特朗普故作危言的“滑坡论”，本来无需深辩。但吊诡的是，在主张拆除李将军雕像的阵营中确有极少数人中了这种滑坡逻辑的圈套而当真提出了此类激进主张，因此作者还是深入地从对华盛顿的历史评价来论述了拆除李将军雕像绝不意味着也要拆除华盛顿雕像。
在这个议题上，我还想到英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和艺术批评家马丁·盖福德（Martin Gayford）在《雕塑的故事》（原书名: Shaping the World：Sculpture from Prehistory to Now，2020；王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的相关论述。盖福德指出，“时至今日，人们仍在建造和竖立纪念碑。而它们又往往被人遗忘，乃至被推倒。”（229页）因此在他们的对话中，讨论的焦点更多落在作为历史遗产的统治者雕像的处理上，而且涉及最近的公共政治思潮，因而尤为难得。葛姆雷首先谈到他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城外的一座公园里看到了许多塑像堆放在一起，“从这样的角度，你既能感受到这些雕像所代表的权力与分量，也能看出它们如今多么无用”。但是他认为“雕塑一向被用作疏导民众激愤和政治抗议的避雷针，同时又像五朔节花柱一样，供人们寄托记忆、举行仪式”，因此主张应该把这些雕塑保存下来，“无论它们象征的是善还是恶，我们都应该谨记”（229-230页）。盖福德接着谈到2017 年夏天发生的黑人抗议活动，人们同样想起了雕像，强烈要求把各种各样与殖民主义、奴隶贸易有联系的雕像从基座上移除并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些塑像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转而改变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应该妥善保存这些雕像，后人应该会感谢我们的（同上）。我认为这既是把雕塑与历史记忆以及开放的政治愿景联系在一起的合理想象，同时也是处理作为历史见证的精神及物质产品的合理方式。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与交叉性》一文源自2020年6月22日的一场在许纪霖、刘擎、白彤东、吴冠军四位老师之间的线上对谈（后以《反思“黑命攸关”运动》为题发表在澎湃新闻2020年7月3日），四位论者围绕当时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展开讨论，并且在整体上均对这场运动持同情理解的立场。林垚对此基本立场极表赞同，同时也注意到对话中的某些具体论述及其背后的思维框架仍有可议之处，因此有了这篇文章，也曾先后发表在澎湃新闻（2020年7月14日、16日、30日）。关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一概念在舆论中的使用，林垚在论述中结合多个实际案例明确指出：“‘（反）政治正确’这个说法，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或话术，旨在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混淆问题的焦点、转移公共讨论的注意力；一旦我们接受了‘政治正确’这一词汇对语言的污染，在其设定的框架下讨论‘政治正确’的尺度在哪里，便已是陷入到了一个扭曲的话语体系中，从而容易忽视真正问题所在。”（430页）从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来看，对“政治正确”一词的使用从八十年代开始带有明确的党派针对性，由保守主义右派用于指控左派打压言论自由；但是反过来对于右派打压左派言论自由的种种行径，则并没有人用“政治正确”来指称，于是在舆论场中形成了“政治正确”是左派专属现象的刻板论述，忽略了右派一方同样存在可以称为“政治正确”的、而且性质往往更加严重的钳制言论事件（433页）。因此可以说，对左翼“闻左色变”的概念污名化与对“政治正确”的话术污名化是同一思维的产物，结果都是混淆和遮蔽了对政治现实真相的认识。
在接下来关于“诉求意义上的身份政治”的讨论中，对刘擎提出的思考框架的赞同以及对他没有将其贯彻到底而产生的中途扭曲认知的质疑，在我看来是很精彩的辨析。毫无疑问，“Black Lives Matter”这个口号当然没有否认“所有人的命都重要（all lives matter）”这条普遍原则，而且强调了“黑人的命并没有被真正当成命”的现实境况，因此BLM运动在诉求层面上的身份政治并没有滑向“特殊主义”并与“普遍人权原则”发生牴牾（441页）。至于某些左翼身份政治诉求中看似是在要求“特殊待遇”，比如美国许多高校在录取上采取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林垚的论述既肯定此类政策其实仍然只是普遍原则在转型正义视角下的衍生与应用，同时也比较慎重地谈到要关注“这些政策在具体操作上是否有改进的空间、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想要的补偿与纠偏效果”（同上）。然后是关于“认知意义上的身份政治”与“策略意义上的身份政治”的讨论，前者提醒我们在涉及他人的身份政治讨论时应该努力提高认知水平。后者让我想到应该如何重评历史上那些类似“见好就收”和“见坏就上”的社运策略，因为“将某场运动一时的成效不彰归咎于‘对抗性的身份政治策略’，更多是一种远离现场的想象，而没有什么坚实的依据”（447页）。
在该文的第三个商榷议题“多重身份与歧视的交叉性”中，林垚在以“交叉性”概念作为讨论铺垫的基础上，对警察暴力中的种族歧视数据统计问题作出的事实考证与具体情境及群体心理分析非常有说服力。文章最后把问题引回到“当代美国社会矛盾的种族维度与阶级维度”，既肯定了在不同层面和维度上“交叉性”地争取公平、正义的抗争的意义，同时也敏锐地揭示了当前美国反种族主义抗争所具有的突出意义。最后说到国内学者因各种原因对BLM运动的性质与诉求发生一些误判无可厚非，“而且尽管有这些限制，四位老师仍然对美国当前的反种族主义抗争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理解，远远超出中文网络舆论的一般见识”（461页）。我对此深有同感，也希望通过类似这样的数据分析与理性讨论能够把问题认识清楚。
收入书中的《灯塔主义》（2022年）实际上是对作者的英文论文《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202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0，127）的概括性介绍和论述，其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遍挺川” 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作者谈到在2016年接受美国媒体Business Insider采访的时候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几类不同川粉，最后登出的报道却把讨论“中国自由派川粉”这部分完全截掉，后来才知道是由于美国编辑们认为这一现象太过离奇、对美国读者来说太过不可思议和难以索解，为了避免过分烧脑起见就干脆直接删去了事（234页）。那么，究竟如何解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呢？一类是策略性地“挺川”（同上），还有一类的情况比较复杂，即他在论文所说的“以‘新自由主义亲和性（neoliberal affinity）’为解释”，但是他承认这种推测也没有真正解释中国自由派内部变化的动力机制；而且，“即便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拥抱过去几十年里根-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拥抱本身也是需要（和他们后来的“川化”）一同被解释的现象”（235页）。多年前我在一篇书评中曾经谈到经济史学者和知名律师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Daniel Stedman Jones）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立场，他认为19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运动造成社会断裂的严重问题，“最终也不过是某一部分人的胜利凯旋，而且这种凯凯旋还是以其他人承担成本为前提的”（琼斯《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410页）。我当时想谈的主要是应该学学琼斯的样子，认真分辩什么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合理逻辑和多种语境。但是后来发现有一种现象：主流话语似乎不热衷批判“新自由主义”，或许是担心让批判对象显得小巫见大巫；而另一种就是林垚讲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抱”情结。
林垚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川化”现象的解释“一言以蔽之，即‘灯塔情结（the beacon complex）’，亦可称为‘灯塔主义（beaconism）’”。具体又可以分成“政治灯塔主义（political beaconism）”和“文明灯塔主义（civilizational beaconism）”两个维度：前者出于中国自由派对殷鉴未远的那段浩劫的惨痛记忆，由此而产生一种殷切的投射以及将纷繁复杂的政治议题坍缩到自己有过切身体验的简化版“左/右”光谱上来理解，也愈来愈形成对“白左”们“怒其不争”的忿恨；后者因憧憬“西方政治”及“西方（白人/基督教）文明”而忧心忡忡于后者将逐渐“沦陷”于黑奴后裔/非白人移民/穆斯林难民等等之手（236页）。
那么，是否可以把中国自由派的“川化”归咎于受了假新闻的蒙蔽？作者认为这种舆论生态的恶化确实对“川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无法解释中国自由派何以在不良信息场域中会倾向于选择相信右翼假新闻而非左翼假新闻，因此还是要回到知识分子本身既有的某些偏见、焦虑、意识形态框架上，也就是回到“政治灯塔主义”与“文明灯塔主义”等心理机制上（237页）。因此，“如何令中国自由主义正本清源、从‘川化’的趋势中迷途知返，实在是我们现在亟需思考与行动的议题”（238页）。
最后想到本应更多谈谈《左翼自由主义需要怎样的中国化》（发表于2015年底），但实在是兹事体大，无力评述。三土兄在该文的“结语”中谈到“担负起左翼自由主义的道义责任，利用左翼自由主义独到的理论资源，广泛地关注、剖析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不同层域或隐或显的权力结构问题，推动对现实各个环节的正视、反思与改善——这些无一不是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惰性的艰巨挑战。然而唯其艰巨，方显左翼自由主义的任重道远，与难能可贵”（232页）。说得实在是太好了。
顺带要说的是前面所讲的“百般斟酌，竭尽所能将对文意的折损降到最低”的问题。各种述与“折损”不难理解，只是原文中的讨论对象的“折损”有点可惜，比如这篇《左翼自由主义需要怎样的中国化》，虽然在注释中有一处还是出现了讨论对象，但是原来那种相互讨论的氛围毕竟弱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