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原因是许多皇帝也怕留下历史骂名。其实，以秦制皇权之专制酷烈、皇帝作为天子之崇高神格，如果仅从理性上着眼，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害怕史书。史书能制约他们的真正原因，是事关他们死后的灵魂待遇，皇帝再尊贵，也没有信心能管到身后太远。
中外历史早期，君主都是从萨满巫师演变而来。不过，有些地方的萨满巫师因各种缘故失去了军政权力，如两河流域的早期城邦，萨满巫师委托商人组织力量作战，最后具备武力的商人取代萨满巫师成为国王，却又因为巫师的制约无法将自己充分神化，因而形成神、王二分的格局。
而大部分地区则神王一体，即负责宗教祭祀的萨满巫师同时也是负责军事作战的君主，因为军事能力或者说带领部落取胜的能力本身也被视为巫术，能够经常取胜说明部落首领法力强大。
既然“经常取胜”是萨满巫师当首领的合法性来源，那为什么能够取胜、怎样确保经常取胜，就成了萨满巫师维护统治的首要问题。
一开始，巫师通过宗教仪式向天神祈求帮助，他们认为能否取胜全看天神的心情，所以除了尽量虔诚和把祭祀排场搞大之外，没有别的想法。但是经过多少代人几千次几万次的战争实验，原始人还是能总结出若干经验，比如在战前仪式中做了什么、在战斗中做了什么更容易取胜，这些经验被萨满巫师口口相传，代代承袭下来。
这些经验也不仅限于军事领域，在宗教仪式上做了什么能让部落更团结，做了什么能让农地更高产，人们都会逐渐发现一些经验，甚至朦胧体会到这些经验背后的逻辑，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巫术义理化”，即从毫无技术含量的单纯求神，变成依照特定的方式来预期固定的巫术的效果，在巫术方式和巫术效果之间建立逻辑链，是人类理性的第一次大觉醒。
随着经验积累越来越多，口口相传因为巫师记忆力有限，一些内容可能会丢失，而相比于文字，口头传播的随意性太大，几代人下来内容可能大大走样，原来有效的现在无效了，经验的可验证性差，这时社会对历史记载就有了需求。
但是，有了需求不等于真会诞生历史学。乔治忠《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早期发展考析》一文中论述，史学起源必须兼具三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历法；二是社会运行机制上产生了对于准确历史记忆的需要，促使人们对过去进行总结和理性思考；三是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造成普遍的自觉记史意识和记事求真的强劲信念。
前两条大部分文明都能达到，第三条则未必，文中举古埃及为例，虽然文明发展到很高级别，但记录往事的时候并无求真的热情，埃及法老经常把祖先的功绩归给自己，对纪念碑进行胡乱篡改，也就难以生成原发的史学。
中国能够实现第三条，与周灭商有巨大关系。周人远比殷商弱小，即使在灭商之后也仍然自称“小邦周”，与殷商残余势力仍有较大的实力差距，但就这样也灭掉了辉煌的“大邑商”，这对周人的观念冲击巨大，周人不免要想这是为什么？
因为周人深受氐羌牧民的文化影响，氐羌牧民又受印欧牧民的文化影响，因而周人跟与东夷文化联系紧密的殷商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别。基于巫术逻辑，他们不免会想，是不是殷商的那一套巫术体系是错的，才会被自己以小博大，所以，他们要对殷商的巫术进行检视，发现其错误所在，反过来强化自己的正确经验，这就是周人口中的“殷鉴”，其中很多内容被记录在《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等篇目之中，这对中国史学的产生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殷鉴”也还不是真正的史学，但周人毕竟具备了强烈的总结历史经验的意识，于是西周在朝廷内部设立太史寮，以各种史官来记载巫术仪式的效果，这些史官都是宗教祭司，他们“兼执筮与卦”（《仪礼·少牢》），掌管卜筮，同时还要观察天象来推测天道。《国语·周语下》记载，单子就说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正说明史官可以知天道。
当史官总结出来的经验越来越多，就可以得出越来越多脱离巫术范畴的规律，如马王堆帛书《要》所言“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此时仅懂得仪式（赞）的传统巫师，地位已经不如能够掌握规律（术）的历史巫师了，巫术演变到这个地步，史学就真正诞生了，其时间大致在西周后期到东周初期。
值得强调的是，史学诞生之后，虽然理性和史实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巫术经验仍然是其重要内容，如《史记·天官书》记载的就全是星相对人事的影响，《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天文志、五行志，还有《宋书》的符瑞志、《南齐书》的祥瑞志，《魏书》的天象志、灵征志，都记载了大量的巫术内容。宋以后的史书因为唐宋变革的观念变化，巫术内容明显减少，但在天文、五行等志书中仍然偶有见到。
齐国太史兄弟不顾崔杼的屠刀，前赴后继地记录“崔杼弑其君”，固然是史德的体现，但史德的来源恰是宗教的震慑，因为身为祭司，记错了巫术经验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彼岸后果；孔子说治理国家最好“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背后的原因今日已难以确知，但应该存在对三代典礼的巫术效果的比较。
所以，历史一直具有宗教背景，西方亦不例外，历史记载与基督教牵扯极多，要到近代理性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等历史学派迭相兴起之后，才完成与宗教或巫术的脱钩。
明白了传统历史学与巫术关系如此密切，就可以从巫术的角度来理解帝王对史书的恐惧。电影《寻梦环游记》展示了在墨西哥文化中，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死去之后，你的灵魂将会消亡，这其实是全球史前宗教的共通观念。中国亦然，古人认为确保自己永存于其他人的记忆之中，灵魂就可以“不朽”。
要达到这一点，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壮大家族，只要你的家族存在，就会持续对祖先进行祭祀，你的灵魂可以不断地得到滋养，保持能量充沛。但世事难料，万一家族覆灭了呢？毕竟即使贵为皇家，仍有可能改朝换代，一旦后继无人，先祖的灵魂就惨了。
所以，更好的办法是进入公共记忆，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受到公众跨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尊敬，这庞大的愿力可以让逝者的魂力得到极大的补充，成为儒家所称的浩然之气、正气，获得“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力量。
同理，青史留名，如果是美名，有助于灵魂长存和壮大，如果是恶名，则万民的咒诅会促进灵魂的消亡，让灵魂受苦。这才是古代儒家士大夫不怕死的道德根源，这才是皇帝害怕史书的关键因素。
所以，“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句话是没说错的，因为历史学来自巫术，且长期没有完全脱离巫术。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