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沉浸式的网络世界里——查看X上的消息、关注Instagram上的点赞、观看YouTube或TikTok视频。根据最新的研究证据[1]，36%的青少年称与他人在线上持续保持联系，11%的青少年报告了病理性使用社交媒体和类似成瘾症状：无法控制自己的社交媒体使用、在无法使用社交媒体时会出现焦虑和情绪低落等戒断症状、忽视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并报告了日常生活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在过去15年间，随着社交媒体使用率的增加，10-24岁人群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和自伤率也在上升。这些趋势引发了许多有关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精神健康影响的疑问，包括来自美国医务总监（the US Surgeon General）等人的关注[2]。
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年轻人来说，网络生活会逐渐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一点似乎不可避免。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儿童经常以父母或监护人不知道的各种方式使用着社交媒体[3]，而专门的算法和有针对性的营销手段蓄意增加儿童的上网时间，从而导致儿童受到操控和伤害。青少年群体在浏览社交媒体时会看到酒类、快餐、电子烟以及赌博等各种类型的广告[4]，随着接触面的增加，平台变现盈利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随着突触连接的加强与神经元的选择性剪枝，青春期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使其变得尤为脆弱且易塑。与此同时，这阶段孩子们被期望成为独立的成年人并承担好一系列新的身份和责任。不难理解，青春期的心理和情绪问题十分常见。对这种脆弱性的认识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青少年在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学校是否应该禁止使用手机，以及是否需要法律框架来提供保护。
然而，试图将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或发现任何相关的明显大脑变化与青春期社交媒体使用的增加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在《柳叶刀》自伤重大报告（the Lancet self-harm Commission）中[5]，Paul Moran及其同事承认Jonathan Haidt等学者所提出的社交媒体的潜在危害和论点，但他们得出结论，目前为止有关社交媒体影响的研究结果好坏参半。的确，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社交媒体会使之获益，可以帮助偏远地区的人们建立联系，提供在线支持网络，并提供医学治疗。
显然，需要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迄今为止的研究都是以线上花费的时间作为暴露的单位，但社交媒体提供的环境多种多样，用户的个人体验也因人而异。用户的感知（比如想着会有多少人浏览自己的内容或内容会被关注多久）也应纳入考虑范围。虽然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随着社交媒体的使用率增加而上升，但在过去的15年里，影响年轻人的许多其他大环境变化也在不断发生，包括不平等的扩大、就业市场的紧缩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如果社交媒体与精神疾病之间的确存在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也很小，尽管这种微小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还有更多关于精神健康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大报告介绍了史无前例的高终生自伤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达到14%），并论证了解决心理及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最关键的是，这些因素更是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众所周知，贫困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伤行为在所有社群中的分布。自伤行为也受到社会关系和阶级相互作用的影响；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尤其是土著青年，自伤率都很高，殖民化和种族主义可能是驱动自伤行为的重要因素。要降低自伤率，并进而对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的痛苦进行实质性的影响与改善，需要政府采取整体措施来解决上游驱动因素。服务部门和社会环境应减少痛苦，建设健康的社群。
如果青少年要接触网络，就应该保证他们能够安全地上网，不受操纵。青少年精神疾病的增加令人极为担忧，我们必须要更好地了解数字媒体和智能手机可能发挥的作用。在进行上述努力的同时，仍需继续采取行动，解决精神疾病的既定决定因素。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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