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特朗普的里根？美国保守派的政治遗产之争

特朗普的党与里根的党

当前的共和党实质上就是特朗普党，考虑到特朗普过去是一个不断转换党派的政治变色龙，他的这一接管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除了不懈地专注于自我推销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意识形态，并且他一生都怀疑美国一直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被贪婪的盟友和对手所欺骗的永久标志。

对于奥布莱恩和其他里根主义者来说，共和党不仅过去是里根的政党，而且永远应该如此。即便现实已呈现出另一幅图景，他们依然固执地相信，只要“事实”与信念不符，那么事实就是错误的。

里根的实用主义并不能解释俄罗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不能解释共和党后来发生的悲剧。但他在美国政坛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当今时代弊病的实验室，在这个时代，以贝克为代表的新共和党诞生了，他们将美国带入了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统治时期，即使像纽特·金里奇和帕特·布坎南这样的意识形态叛乱分子开始接管共和党本身。

这些内斗在里根派系林立的白宫内部早已激烈进行，尽管现在看来，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紧迫性是一个限制因素，近几十年来，这一限制因素一旦解除，就会导致共和党转向极端主义。里根对全国人民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是一封情书，他向移民致敬，称他们是美国伟大的源泉，也是美国“在各国中独一无二”的秘诀。他甚至警告说，如果美国对新公民关上大门，那么“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将很快丧失”。任何人今天听到这段演讲，都会觉得当代共和党与其里根时代的共和党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当代共和党的领导人散布关于移民吃狗的仇恨谎言，并誓言进行大规模驱逐。

作者：Susan B. Glasser

编辑：阿K

今年夏天，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两位乔治·布什的政党在密尔沃基举行会议，再次提名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候选人。这是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共和党人在三次选举中首次选择同一名候选人，也是自共和党于十九世纪成立以来，首次在连续三届选举中这样做。根据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进行的调查，很大一部分共和党人（大约一半）现在认为他们更支持特朗普个人，而不是整个政党。

他们追随特朗普进入了美国政治中一度不可想象的地方，从支持他质疑2020年选举的合法性，到放弃直到最近仍是共和党核心原则的东西，例如支持自由贸易。

当前的共和党实质上就是特朗普党，考虑到特朗普过去是一个不断转换党派的政治变色龙，他的这一接管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除了不懈地专注于自我推销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意识形态，并且他一生都怀疑美国一直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被贪婪的盟友和对手所欺骗的永久标志。

然而，特朗普目前在其政党中的政治主导地位与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并存。去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要求美国人说出近几十年来最优秀的总统，结果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几乎平分秋色，37%的人支持特朗普，41%的人仍然认为这一荣誉应该属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他在冷战结束时发起的保守主义革命重塑了华盛顿和一代人自己的政党。事实证明，特朗普的接管并非完全彻底。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特朗普在过去充满争议的九年中的崛起激发了一场争夺或重写里根遗产的斗争，成为共和党未来更广泛且仍未解决的辩论的启示性代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重启是否与里根时代的强有力国际主义有决定性的区别？或者，尽管特朗普支持扭曲市场的关税政策、散布对移民的恐惧以及对海外联盟的怀疑态度，但他并没有真正改变共和党的信仰？在2024年大选年，似乎每天都有一派或另一派引用里根的名字来证明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是正确的，无论这种看法是什么。《纽约邮报》专栏的标题写道：“特朗普兑现了里根的承诺——他是保守派真正追寻的继承人。”该专栏极力推荐一部由丹尼斯·奎德主演的关于里根的传记电影。

然而，对于那些死忠于里根主义的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党内鹰派来说，将特朗普与里根相提并论并非易事。为了将特朗普塑造成他们的同道，他们不得不扭曲事实，将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的攻击和对独裁者的崇拜描绘为某种“里根式复生”。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最近在阐述特朗普未来的外交政策时，反复引用里根的名言“以实力求和平”。但尴尬的是，奥布莱恩所倡导的政策，例如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与特朗普本人的立场存在明显冲突——后者曾称普京在向乌克兰开战时展现了“战略天才”，并公开反对拜登政府向基辅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

对于奥布莱恩和其他里根主义者来说，共和党不仅过去是里根的政党，而且永远应该如此。即便现实已呈现出另一幅图景，他们依然固执地相信，只要“事实”与信念不符，那么事实就是错误的。

一些共和党人正公开质疑里根是否仍应作为现代共和党的典范。代表这类观点的《美国保守派》杂志执行主编柯特·米尔斯（Curt Mills）毫不客气地批评，2024年卷土重来的“里根怀旧”是“婴儿潮一代的色情片”。在与雅各布·海尔布伦（Jacob Heilbrunn）的对话中，米尔斯表示：“里根在外交政策、贸易和移民等重大议题上都判断错误。” 特朗普本人似乎也认同这种观点，他曾对支持者宣称，凭借在任期内的成绩，他理应被认为是“远胜于里根的总统”。从这一视角来看，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与其说是对里根主义的继承，不如说是一种有意识的否定和超越。

民主党人和一些批评特朗普的共和党人也逐渐接受了这种观点，导致传统的意识形态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在今年8月的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兼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引用了里根在1984年诺曼底登陆日纪念活动上的演讲：“孤立主义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对暴政的合理回应。” 听众反应热烈，高呼“美国！美国！”并挥舞国旗，令在场观察者一时难以分辨这是哪个政党的集会。

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莉兹·切尼（Liz Cheney）公开表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并直言她的选择并非出于无奈，而是源于她对传统保守主义的坚守。切尼表示：“罗纳德·里根绝对不会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同样，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海军部长的约翰·莱曼（John Lehma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谴责特朗普对强人的崇拜、破坏北约联盟，以及其贬低美国的言论。他认为，这一系列行为是对里根遗产的“侮辱”。在莱曼看来，里根的乐观爱国主义体现在他那句广为人知的竞选口号“美国的早晨”（Morning in America），而特朗普所代表的则是背离这一精神的反面。

在对“真正的里根”的探寻中，马克斯·布特（Max Boot）的新传记《里根：他的生活和传奇》（Reagan: His Life and Legend）值得关注。这位国家安全专家曾在里根的盟友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命名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为了完成这部传记，布特耗费了十年心血。这段时间恰逢特朗普崛起，共和党逐渐背弃了里根时代的许多信念。面对这一变化，布特在2018年出版了《保守主义的腐蚀：我为何离开右翼》（The Corrosion of Conservatism: Why I Left the Right），宣布自己退出共和党。在他的里根传记中，布特并未过多谈及自己的转变，但不可否认，这本书既是对里根传奇的研究，也承载了他对自己信仰的反思。

布特的结论可能会让双方都感到不满。他指出，里根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行政长官，也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保守派领袖。他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其政治上的务实精神，还源于他能够迎合当时选民的保守主义情绪。然而，布特也认为，里根的崛起为共和党未来向煽动性民粹主义和政治欺骗的转向埋下了伏笔，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时代愈演愈烈。正如布特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真正的里根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也更务实。前者促成了他的迅速崛起，后者则保障了他的长期执政和政治遗产。”

十年前，马克斯·布特（Max Boot）可能会更倾心于里根时代共和党所崇尚的鹰派作风，但如今，他更在意的是里根在冷战时期如何跨越国内外政治分歧，促成实际成果的能力。在《华盛顿邮报》上，布特写道，里根的这一经历为当代政治家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尤其是那些将“妥协”视为“背叛”的共和党人。他指出，这种务实精神如今在政治生态中愈加稀缺。

然而，许多共和党人崇拜里根的理由远不止于此。他们更愿意将里根描绘为不屈不挠的冷战英雄——一个坚决对抗外国共产主义、压制政府开支、推翻苏联霸权的斗士。近年来，几乎每一篇共和党参议员关于中国问题的专栏都试图将中国挑战类比于当年的苏联，借以延续这种冷战斗志。

布特则对这些神话提供了理性的解读。他在书中援引了里根的财政部长兼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话，突显里根的务实态度：“与其冒着失败的风险，我宁愿只实现80%的目标。” 贝克还对布特表示：“里根确实是保守派，但他在执政时非常务实。” 这种折中思维帮助里根在复杂局势中取得了多次成功。

但布特也提醒，里根的务实主义背后暗藏着与特朗普式思维的潜在共性——一种忽略事实、容易陷入极端主义的倾向。这种脱离实际的领导风格往往鼓励党内纷争，破坏审慎决策，为特朗普时代的混乱埋下了伏笔。布特认为，里根偶尔也会被一些极右思想误导，导致他陷入困境。伊朗门丑闻（Iran-Contra Scandal）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政府在里根时期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换取人质释放，并将资金转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布特指出，总统对这一秘密计划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导致国会在调查时难以确认其直接责任，从而避免了弹劾。

布特的传记风格冷静克制，为这一高度党派化的话题注入了理性的分析。他不仅揭示了里根的极端主义倾向，还刻画了里根如何在务实与理想之间寻求平衡。正如布特提醒读者的那样，尽管里根偶有极端言行，但他也任命了中间派的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为最高法院首位女性法官，并与国会民主党人合作推动了税制和移民改革。里根的妻子南希（Nancy Reagan）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白宫前通讯主任大卫·杰根（David Gergen）透露，南希对丈夫的首要期待并非意识形态的胜利，而是希望他“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总统”。这表明，里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权力和妥协的灵活把握。

布特对里根政治崛起的描述揭示了这位前好莱坞演员如何从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逐步演变为极右翼运动的旗手。布特指出，里根受到约翰·伯奇协会、《国家评论》和保守派周刊《人类事件》传播的阴谋论和反共宣传的深刻影响，从而激化了其政治信仰。他的顾问斯图尔特·斯宾塞（Stuart Spencer）曾试图劝阻里根停止阅读这些杂志，但无果。布特形象地将里根描述为生活在一种“前福克斯新闻”（pre-Fox News）的信息泡沫中——这个泡沫将他从自由派转变为极右翼领袖，并推动他在1964年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助力，最终奠定了自己未来的政治基础。

尽管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大选中惨败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但里根继承了这场保守主义运动的火炬，并成功瓦解了共和党的旧有体制。最终，他于1980年入主白宫，实现了保守主义的重大胜利。

布特揭示，煽动仇恨和种族主义在里根的世界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64年，里根在一场名为《抉择时刻》（A Time for Choosing）的演讲中公开支持戈德华特，并谴责民主党领导人“打着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旗号，将杰斐逊、杰克逊和克利夫兰的政党带向歧途”。布特认为，这些言论是“荒诞的诽谤”，直接取自极右翼剧本。然而，里根对此毫不在意，反而反复使用来自苏联领导人虚构的言论吓唬观众。例如，他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一个腐朽的美国最终将像熟透的果子一样落入苏联的手中。”但布特指出，这句话实际上出自1958年的《约翰·伯奇协会蓝皮书》。尽管有人多次提醒里根这句名言的来源存疑，但他依旧在演讲中不断重复，甚至在199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沿用这段虚构的语录。

布特的分析揭示了里根和特朗普在政治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两人都习惯通过妖魔化对手来凝聚支持。特朗普在竞选中将卡马拉·哈里斯称作“卡马拉同志”（Comrade Kamala）的策略，令人回想起里根曾用荒诞的宣传描绘政治对手的手法。

此外，布特还揭示了里根对右翼独裁政权的同情，这与特朗普对独裁者的包容态度如出一辙。布特记录了一段典型事件：面对吉米·卡特政府对盟国侵犯人权的批评，里根不仅感到不满，还在上任后积极安抚了阿根廷军政府。他向该国的右翼领导人承诺，里根政府不会像卡特政府那样进行“公开的斥责和批评”。这种默许实际上为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背书——这场战争造成了约30,000名平民死亡，更多人遭受酷刑和迫害。

布特还引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纪要，里根在会上对国务院关注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不满。他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改变外交团队的态度，不能再以人权的名义推翻政府。” 他甚至补充道：“我们不能因为朋友在人权问题上没有通过‘唾液测试’就抛弃他们。” 这种冷酷的务实主义表明，里根将地缘政治利益置于人权考量之上，并无视盟友的暴行。

布特在他的书中对里根政治崛起和冷战战略的分析打破了传统传记对这位第40任总统的单一英雄化叙事。布特指出，尽管里根常被视为结束冷战的战略家，但实际上苏联解体的主要功劳应归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而非里根。然而，布特也强调，里根在应对苏联威胁时展现的务实政治演变，正是他任期内的重要特点之一，并最终奠定了其历史地位。

在重现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之间发展出不可思议的关系的不确定环境时，布特毫不吝啬地详细描述了这位美国总统犹豫不决的路线——例如，他拒绝实施制裁以阻止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的建设 ，但不久后又突然开始实施制裁；他一方面用升级的言论吓唬全世界，另一方面私下批准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建立秘密渠道。正如布特所指出的，里根还挑选情报来迎合他对苏联可怕军事实力的看法，而无视美国政府内部评估，这些评估正确地警告了他希望建造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盾牌的不切实际性。不幸的是，他的导弹防御梦想最终成为1986年雷克雅未克峰会的致命伤，在那次会议上，他和戈尔巴乔夫比任何一位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更接近于放弃核武器。

布特的结论挑战了人们关于里根的传统印象：冷战的胜利不是某种战略魔法的产物，而是复杂务实的外交努力与变幻莫测的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布特依然认为里根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他并非苏联解体的唯一设计师，但他确实为“和平地结束可能引发核灾难的40年斗争”作出了贡献。布特写道：“里根以坚定的反共人士身份开始其公众生涯，却最终与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密切合作，这正是他务实主义的最高体现。” 这种愿意抛弃教条的能力，尤其是在晚年如此顽固的意识形态总统身上，更显得弥足珍贵。

里根在1940年代以坚定的反共人士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并在1976年和1980年以缓和政策的批评者身份竞选总统。他与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如此密切地合作，是对他务实主义的最高褒奖。…… 与大多数左翼或右翼意识形态者不同，当明显地发现教条不再适用于不断变化的世界时，里根愿意放弃一生的教条。……这种转变对于一个即将步入[第九个]十年的著名顽固和意识形态总统来说，尤为引人注目。

当然，里根的实用主义并不能解释俄罗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不能解释共和党后来发生的悲剧。但他在美国政坛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当今时代弊病的实验室，在这个时代，以贝克为代表的新共和党诞生了，他们将美国带入了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统治时期，即使像纽特·金里奇和帕特·布坎南这样的意识形态叛乱分子开始接管共和党本身。

这些内斗在里根派系林立的白宫内部早已激烈进行，尽管现在看来，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紧迫性是一个限制因素，近几十年来，这一限制因素一旦解除，就会导致共和党转向极端主义。里根对全国人民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是一封情书，他向移民致敬，称他们是美国伟大的源泉，也是美国“在各国中独一无二”的秘诀。他甚至警告说，如果美国对新公民关上大门，那么“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将很快丧失”。任何人今天听到这段演讲，都会觉得当代共和党与其里根时代的共和党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当代共和党的领导人散布关于移民吃狗的仇恨谎言，并誓言进行大规模驱逐。

共和党堕落的故事可以另作他论，但本书中仍有许多内容与当前美国面临的挑战有关。俄罗斯重新成为美国的对手，这提醒我们，里根以及在他总统任期后的几十年中许多自大的人，误以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失败是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可以永久地改变地缘政治的格局。民主党能否找到应对俄罗斯卷土重来的办法还有待观察。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特朗普主导的共和党不再具备追求里根全球领导愿景的可信度和抱负。务实主义的里根可能会认识到错失的机遇；而理想主义的里根可能会为迷失方向的运动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