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于1921年,争议到2024年

1895年,甲午战败,严复的悲愤刺心切骨。

战场上牺牲的北洋海军将士,有他年少时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也有他在北洋水师学堂培养的学生。

战后,他大声疾呼,短时间内发表了《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文章,抨击腐朽的清廷。

他痛斥思想落后的朝臣:“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

他揭露洋务运动的弊端:“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他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数十年后仍不堪一击,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学习当时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精神。

为此,严复凭借其特殊的西学背景,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犹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黑暗中点亮文明的篝火,成为中国“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今日,是严复逝世103周年。历史匆匆而逝,但针对他的争议仍未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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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1921)。图源:网络

1

近代有句话,“晚清风流出侯官”。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侯官县,在近代涌现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纾、刘步蟾、萨镇冰、方声洞、林觉民等。

严复本名严宗光,出生于侯官的一户“儒医”家庭,父祖皆在乡间行医,算是小康之家。

1866年,严复13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疫带走了其父严振先的生命。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母亲做女红来维持,家境日益窘迫。

恰好此时,一则招生公告吸引了少年严复的目光。

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的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开始招收学生,并规定:凡是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四两,补贴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两;五年毕业后,可由政府分配一份差使。

尽管到福州船政学堂求学并非科举正途,但对于家境贫寒的严复而言,该校福利足够丰厚,且毕业后还能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工作,实在是救命稻草。

于是,年少丧父的严复为了谋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船政学堂,就此跨入时代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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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船政学堂,拍摄于1870年代。图源:网络

少年严复读书极为刻苦。他与同学合住一屋,每夜楼下演戏,别的同学都出去看热闹,严复却蒙起被子睡大觉。等到深夜戏散后,万籁俱寂,他才独自起来挑灯苦读。

在福州船政学堂的五年间,严复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后来都成为清朝水师的骨干。

这其中,有黄海海战中誓与军舰共存亡的邓世昌,威海卫海战时殉国的刘步蟾甲午战争中被朝廷斩首的方伯谦,以及日后统领清末、民国海军的萨镇冰

严复眼见自己的同学们胸怀报国之志,奔赴大海,却都壮志难酬,甚至以身殉国。

这或许是甲午战后,严复格外悲愤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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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合影。图源:网络

2

严复本来也有机会成为一名海军。

从船政学堂毕业后,他被选派去欧洲留学。其他同学都登上英舰实习,进行海军训练,他却特立独行,跑去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英语和近代科学,干起了文职。

严复极富远见,他没有执着于学习英国海军的船坚炮利,而是借此机会,深入接触西方社会。

他到当地的法庭,听知名律师做辩护;到街上,甚至是下水道,考察西欧先进的城市建设;在图书馆,他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读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

透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表面,严复开始找寻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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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严复旅欧时留影。图源:网络

当时,比严复年长36岁的晚清外交官、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严复极为赞赏。

每次郭嵩焘与英国官员会谈,都会叫上严复一同前往,夸他英语说得溜,能力“胜于译员”。在法国巴黎,严复还跟着郭嵩焘参观了正在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郭嵩焘与严复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这位洋务派的开明长者写信给朋友,颇为自谦地说:“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

严复与郭嵩焘都超越了洋务运动的藩篱,但对晚清朝廷来说,他们的思想太超前了。

郭嵩焘出使欧洲时,撰写《使西纪程》一书,介绍西方国家制度,遭到国内顽固派的痛骂。

在考察西方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民主政治,以及接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后,郭嵩焘更是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得”,对中国秦汉以来两千年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批评。

这在暮气沉沉的晚清士林中,更是显得“大逆不道”。

回国后,郭嵩焘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失意地度过了余生,他的主张没有得到朝廷支持。

1891年,郭嵩焘逝世,严复感念在海外留学时与他的忘年交,送上一副挽联,为这位先驱者鸣不平: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然而,严复大半生的际遇,也如郭嵩焘晚年一般愤懑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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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1818-1891)及其著作《使西纪程》。图源:网络

3

1879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国,正赶上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他开始担任总教习(教务长),任教长达二十年。

出自其门下的牛人,有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不过,严复对弟子要求较为苛刻,他说:“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

本来海军是严复的专业,而他融通中西学术,正好可施展抱负,但在该学堂任职期间,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他这个总教习不过是徒有虚名,根本没有实权。他与上司李鸿章有明显的分歧。

李鸿章奉行的是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一套主张,只愿学西方技艺之长,建船厂,造军舰。结果证明,这些装备升级的水师经不起实战的考验。

严复对此颇有微词,经常跟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牛耳!”

这种唱衰大清的激愤言论,自然难以被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接受,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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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学堂,严复在此任教二十载。图源:网络

在直隶的官场中,严复也深深了解到其间的腐败情形,在给弟弟的信中失望地写道:“自从来到天津,诸事都不顺利,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现在做官都要学会溜须拍马,与人交游,还要有钱应酬。你哥我一个都不会,也难怪仕途不顺。”

怀才不遇的他只好跟家人说,再过两三年,等学堂大功告成,我就请求领导许我还乡,虽然在老家只有粗茶淡饭,但也比在他乡漂泊快乐。

生活中,严复是个不拘小节的豪放派,有人认同、赏识他,但更多人却对他嗤之以鼻。

每次严复说几句抨击现实的话,都会受到莫名其妙的诋毁,有人还跟上司打小报告。以至于后来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第一次见到严复,开口第一句不是请教其改革举措,而是问严复,你最近又被人举报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官场黑暗,世态炎凉,让严复黯然神伤。

年近不惑的严复只好去考科举,想靠博取功名,改变人微言轻的现状。然而,这位格林威治的高材生显然与八股文无缘,考了N次都名落孙山,与落后僵化的官僚机构格格不入。直到宣统年间,清廷才给成名后的严复赐进士出身,象征性地结束了他的尴尬旅程。

正当严复感到郁闷时,甲午战争成为击垮他幻想的最后一记重拳——洋务派训练多年的北洋水师,在此战中全军覆没。

严复也许还会想起当年在船政学堂学习,与同学们乘坐“扬威”舰,跟随舰长游历东南亚与日本。船到长崎、横滨等地时,围观者万人空巷,那时学子年少,风华正茂。

转眼间,当初与清朝同时发展海军的日本,给了北洋水师当头棒喝,严复的同学们也在海浪中化作一缕缕英魂。

甲午战争后,知识分子寻求新的救国之路,严复常年积累的思想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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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写给学生伍光建的英文信件。图源:网络

4

甲午战争后,直到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严复最主要的工作是创办《国闻报》,与南方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唱和,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造中国。

《国闻报》不仅模仿《泰晤士报》,汇编各国新闻,还刊载了严复本人的大量译著,介绍西方思想文化。

在赫胥黎《天演论》(《进化论和伦理学》)的译本中,严复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句总结达尔文主义,阐明自然、社会、国家的演化规律,为闭关自守的封建士大夫与彷徨的国人敲响警钟。

这句话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鼓舞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人奋起抗争。

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意》)时,严复想起当年与郭嵩焘游历欧洲,曾亲眼目睹法庭上的审判,感受法治社会的先进性,得出结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严复由此认定,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才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国家强大的基础。

书中的三权分立学说,深刻影响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

除此之外,密尔的《群己权界论》(《论自由》)、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亚达·斯密的《原富》、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等著作,都经由严复的译本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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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期间,严复与朋友创办《国闻报》。图源:网络

严复在译书时擅长使用古雅文体,是为了招徕那些在封建迷梦中酣睡的士大夫,犹如在难以下咽的苦药上涂了一层糖衣,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有所反感的人也能读下来。

一时间,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达尔文等西方名人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民权、平等、自由、进化论等新词,随着严复的译著娓娓道来,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很多人方才知道,西方除了洋枪洋炮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想可以学习。

在官场沉寂20年的严复,至此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政论家与翻译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

在此期间,严复提出了他的“三民主义”——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

他将翻译工作的标准总结为著名的三条原则——“信达雅”。“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即通顺、通达,把原文的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其原意。“雅”,一说是指翻译的文采,需简明优雅。

他的译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胡适回忆道,他在上海澄衷学堂就读时,《天演论》风行全国,学生都热衷于读此书,口中经常念叨着“物竞”“淘汰”等术语。他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而他本人的字“适之”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鲁迅年少时也听说过《天演论》,到城南花了500文买下来,翻开一看,开头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前,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

鲁迅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这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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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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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之后,严复虽未遭到捕杀,但被打入“另册”,官场是混不下去了。

1900年,庚子国难,京津一带大乱,严复为求自保而南下,离开了他任职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北洋水师学堂。

尽管此后几年,严复在学部、币制局、海军部等新开的部门四处兼职,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但他也知道,清廷所谓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严复依旧厌恶与官员们的礼节往来,他在与夫人的信中说:“(近来)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

他也直截了当地对家人说:“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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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期的严复。图源:网络

1905年,孙中山与严复有过一次会面。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曾撰文承认,革命志士也受到严氏“物竞天择之理”的影响。孙中山与严复见面,自然要聊起关于中国前途的问题。

历经戊戌变法失败的严复认为,当时中国民智未开,即便有改革也难以解决问题,为今之计,只有从教育上着手,经过多年的努力,或许会逐渐出现转机。

此时的严复倾向于“教育救国论”,重视思想启蒙,而孙中山注重政治革命。孙中山对严复说,等到河水清澈,人的寿命有几何?您是思想家,我是实干派。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严复迷上了占卜算卦。

严复生于晚清,虽然因传播西学而闻名于世,但骨子里仍然信奉“中学”,尤其是对《易经》情有独钟,每遇重大事情,都用周易八卦占卜吉凶。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为救国引进西方思想,却坚守一颗中国心。

从严复日记可知,辛亥年是他算卦最多的一年。巧的是,他在年初一次“占开铺”时,居然算中了清朝的命运,“时至秋天,金尽木衰,诸凶见矣”。

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严复昔日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都督。

次年,清朝走向末路,封建帝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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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时,严复的学生黎元洪被选为鄂军都督。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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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之后的严复,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矛盾体。

他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支持袁世凯,似乎从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学者转变为守旧派,一度被盛传为帝制“祸首”,遭到国人诟病。

严复本人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1912年应该是他与袁世凯互动频繁的一年,但如今关于他这一年的日记存在空缺,不知是严复未写,还是日记的保存者做过处理。

袁世凯逝世后,严复也反思过自己当时的行为,自叹:“当断不断,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但他仍以一首《哭项城归梓》,表达自己对友人去世的感伤。

从严复的著作可知,他晚年依然坚持“主权在民”等西方思想,之所以趋于保守,陷入新法与旧制的矛盾心态,可能与他再次游历欧洲诸国有关。

辛亥革命前几年,严复出国游历,时隔三十年重返欧陆。但这一次,严复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伊甸园”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当时欧洲工潮此起彼伏,列强勾心斗角。

1914年,一战爆发后,严复身在中国,密切关注欧洲战事,甚至了解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革命。

列强相互残杀,西方世界的繁华世界被战争的滚滚硝烟掩盖。

为此,严复感慨道:“欧罗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未闻。”

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尚武爱国,各奋其私”的后果。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的价值。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复古守旧,但也有学者指出,其实不过是他“谋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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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严复。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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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严复并没有成为历史的旁观者,他坚守“教育救国论”,凭一己之力保住了北大。

1912年5月4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财政部连工资都凑不齐,只好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教育部也以“国体变更之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为由,一度下达停办北京大学的命令。

严复大为愤慨,向袁世凯和教育部据理力争,确保北大教职员工薪水全额发放,并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作为北大的办学经费。他在北大任期虽只有5个月,但对这座学府的存续,功不可没。

尽管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这位维新派人物,并未主张无条件地承继传统文化。

后来,陈独秀领衔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传播西方的民主、科学,对守旧派发起冲击。严复对此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更别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鲁迅等人,年少时都受过严复的影响,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在继承严复的未竟事业。

严复的好友辜鸿铭等人跟陈独秀互怼时,严复不以为然;听说同乡友人林纾要下场与倡导新文学的年轻人较量,严复说:“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严复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思想启蒙者,也是传统士大夫,他率先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逻辑学等西方思想引进中国,后期却被当成了守旧派,还沉迷于占卜八卦之学。

他批判八股文,自己四度参加科举,不幸都没考上。

他批评鸦片贸易,自己在北洋水师学堂当差时,为了解闷,染上烟瘾。

他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对学生吕碧城、外甥女何纫兰等进步女性多有提携,自己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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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严复与外甥女何纫兰。图源:网络

严复一生有二妻一妾,在去福州船政学堂读书前就已娶妻王氏

严复为求学四处奔波,与王氏长期异地恋。王氏是福州乡下人,不识字,与严复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却默默地操持家务,成为严复的贤内助,后来在天津病逝,年仅39岁。

严复在与弟弟的书信中回忆王氏生前贤惠,回看自己形骸,十风九雨,不禁放声长号,难掩内心悲痛。

发妻王氏去世后,严复迎娶喜欢读《天演论》的南京“才女”朱明丽,并有一妾江莺娘

妻妾之间经常爆发矛盾,吵得不可开交。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严复,竟然难以应付家中妇人。

有一次,严复给家里寄了一份西洋参。朱明丽抱怨严复偏心,只寄西洋参给江莺娘的孩子,而不给她的孩子。严复只好写信给夫人,说明西洋参是海军提督萨镇冰送的,由莺娘带回家里,他并无偏袒之意。

后来,江莺娘因长期抑郁,精神病发。严复请西医给她诊治无效,反复安慰她也无果,还发生了多次争吵,只好以分居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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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严复与继室朱明丽。朱明丽是严复的粉丝,常读其译著,曾经宣言非严氏不嫁,二人结婚后,一时传为佳话。图源:网络

一战结束后,严复离开京津,回到家乡养病,就此告别政治生涯。

1921年10年27日,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份,严复离开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他临终前写下遗言,其中有对仕途失意的辛酸,但更多是心平气和的人生哲理。他说: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

须勤思,而加条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是年底,严复与其早逝的发妻王氏合葬于福州老家鳌头山之阳。他的好友、前清大员陈宝琛为其作墓志铭,墓碑上刻着“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

这位传播西学的启蒙者,最后还是被人披上了传统的旧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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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人物中,梁启超称赞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康有为称其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图源:网络

但对于严复本人来说,更贴切的评价也许是王氏去世时,他在墓前亲手撰写的四字横屏:“惟适之安。”

这是他暮年随遇而安的境况写照,也隐含了他那句整整影响一代人的警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传统与新潮的矛盾背后,站立着一个终生追求救国之道的士人。历史匆匆而逝,他仍以一双深情之眼凝视着这片土地,这片天空。


参考文献: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李新宇:《带一门学问回中国:盗火者严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黄克武:《惟适之安 : 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马勇:《觉醒与沉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